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连蒙带猜考出了GRE和托福，然后就好彩撞狗屎运被别人全奖录取，然后就揣着整整三百块美金，懵懵懂懂地跨洋过海去美国读书了。

第一次遇到师姐，是在系办公室。那是刚到学校的第二天。头一天到系上报到后，第二天没事儿又晃过去闲逛，师姐恰好也在那里。她很高，大概有一米六八，蛮瘦削，但是因为骨架子大，还不算过于纤细。后来熟悉了，知道她祖籍山东，所以长得高高长长并不意外。初次打眼一看，棱角分明的她，虽然相貌秀丽，但是仅从身材而言并不是我一直钟意的丰满圆润型。

师姐是个天真烂漫的女人，优雅之中不乏爽快。大大方方地告诉我她的姓名，说自己从台湾来，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一定是大陆来的xx。你们大陆人怎么那么会考试，我一到系上就听说你 GRE verbal 考得很好，所以他们给了你研究生院的全奖。一番话说得我手足无措，局促不安。她的天真和明快，与许多大陆出身的女性不同，是那种没有经过苦难，忧虑和磨炼的纯真。没有很强烈的自卫意识，似乎是把自己整个人潇潇洒洒地展示在你面前。但是又绝不是所谓的憨傻，因为毕竟是淡江的高材生，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功底，只会比我强，绝不会比我差。再兼之多年跟随佛门师尊，所以聪慧也不一般。

说她是我师姐，其实不太靠谱。她虽然比我早生一年，但是因为月份高，实际上只大了我几个月。只是后来我们在同一位教授名下做弟子，所以认她做师姐。她英语口语很好，那个年代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口语说得最流利的人。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不论是本科还是硕士期间，我都和英语系的人玩得很好，遇到过口语很好的人，但是象她那样可以不打顿，不结巴，条理分明，很有逻辑性地款款道来，还是不多见。系上开party，她也可以和教授同学们谈笑风生，戏谑自如，的确让我这个标准的哑巴英语开了眼界，由衷地佩服。记得我们一起上一位日本教授的课，轮到她做presentation。一上讲台，就把 notes 扔到一边，噼噼叭叭地就侃起来，比我们那位在UPENN 拿了博士的日本教授还来得精彩。听得我眼睛都直了，自认这辈子无法企及，不论怎么努力。

师姐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名字，但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好象很少直接用那个名字称呼她。她的中文名字也是文绉绉的，颇有古风，好象也同样很少用。她是国军后代，忠诚的国民党员，三民主义，国父之类的语词常常挂在嘴边。受益于台湾传统的国学教育和教养，她虽然是英文系出身，但是写得一手工整的钢笔字，那年暑假她回台湾度假，我和她几乎每天一封往来书信。看到信笺上她那一手漂亮的繁体字，往往令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中文系学生惭愧不已。虽然是同一代人，但是他们背诵唐诗宋词，描摹字帖，认真练字的时候，我们却在操场上喊口号，跳忠字舞，朗读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通过和她的对比，让我意识到文化和文明这类东西，断层就是断层，恶补多半是补不出来的，不论是在群体的意义上，还是在个体的意义上。即使以后下再大的功夫，也还是难免挂一漏万。所以看到中土亿万人之上的人物错字连篇，脱口不成“章”，我并不觉得太奇怪。因为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痼疾和通病，虽然丢人，但是不能纯粹归结于个人愚鲁。

师姐虽然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从来没有踏上过大陆的土地，但是和许多台湾的大陆二代一样，对故土有一种超越了党派之争的深厚感情。和她相识的时候，六四刚刚过去不久，她对学运和学生的关注，并不比我们自己少很多。对党国的忠诚，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使得她毫不掩饰对中共的敌对和怀疑。但是对故国的山河，文化，乃至人民的热爱和向往，让她可以自然而无需造作地把大陆的执政党和人民区分开来。那段时间，我和她还有她先生，谈过很多两岸的话题。她先生是国民党世家子弟，和他一样，对共产党敌视，但是并不敌视中土，也因为国民党的日渐式微，在本土备受排挤，而忧虑台湾的未来。我们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从来没有过敌意，因为六四还历历在目，本人也反共，对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反感，虽然并不认为它就可以代表华人未来的走向。

师姐是个治学很认真严谨的人。她在台湾读硕士的导师是美国研究现象学的大师，在为她写给我们系的推荐信上，几乎就等于是说这个学生你们一定要收。但是因为是大腕，人们也不以为忤。后来系上开party欢迎我们这批新入学的研究生，主管研究生的coordinator 一边喝酒一边拿这件事出来打趣。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出主意，她做课题，一定可以合作得很成功。因为我爱乱想，但是不愿意去一点一点的推敲，字斟句酌。我刚入学的时候，对研究和写作的规矩和方式都不习惯，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她给了我很多安慰和帮助。后来发现我的term paper 拿回来给分比她自己的还高，气得大叫上当。

师姐是我一生中最为亲密的人之一。但是人在江湖，过目就忘。很多时候不但老死不相往来，连鸡犬之声都不会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