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随父母到江西下放以后开始吃食堂。那时食堂对生病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待遇叫“病号饭”。其实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遇上大师傅高兴可能还给加上几滴香油和葱花儿。记得我至少享受过一次这种病号饭。虽说赶不上炒鸡蛋，但那碗热气腾腾的病号饭真是让人觉得小病一场也是件挺不错的事儿。再后来回到北京郊区插队，不用说炒鸡蛋了，大半时间早晚都是窝头咸菜，中午是五个馒头加一碗菜汤。那时按政策我们知青每星期也有一天假，如果不是农忙，每个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大家从家里回来都只带一件东西：肉末黄酱。不过越是苦的时候，人就越是容易想入非非。在每天劳动间隙最引人入胜的话题就是大家畅谈都喜欢吃什么。原来被当地老乡们一致推崇的一道饭就是“烙饼摊鸡蛋”，简单，质朴，实在，就象他们人一样。我嘴上虽没说，但心里明白：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78年以后在东北上大学。报道第一天在食堂吃的午饭是一碗红高粱米，那叫一个粗。虽说插队的两年多里没少吃粗粮，但高粱米当饭吃那还是第一次。当时宿舍10个人一屋，每晚10点熄灯以后，大家通常都要天南地北地神聊一阵。那时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电视，没有歌星，没有电脑，但我们常常也会为一些话题争的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大家谈起将来的理想，我说到如果有一天能让我炒鸡蛋一次吃个够我就满足了。不用说，这样的“理想”被我那些踌躇满志的同学们一致认定是“胸无大志”。

87年回北京工作，单位在西郊一个偏远的山脚下，从颐和园坐车往西还要一小时。那地方现在大概早就成了北京大款们添家置业的首选了，但那时从我们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就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麦田，我们都戏称是在“村儿里”工作。在村儿里买鸡蛋并不难，马路旁边就常常有可以拿粮票换鸡蛋的小摊儿，但那时大家都住单身宿舍,开火做饭是件头痛的事。自然，对于那些背熟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人来说，只要有愿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果然没过多久，每当晚上十点多从办公室饥寒交迫地回到单身宿舍时，常常会听到隔壁的哥们儿大声地吆喝：“是要嫩的，还是要老的？”。不用看你就知道，那一定又是在做煎鸡蛋了。